这次日本之行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
一方面，我依然会被这个国家深深打动。秩序、干净、礼貌、克制，以及对细节近乎执拗的打磨，都让人很自然地理解，为什么日本能够长期在制造业、材料、精密工程等领域保持世界级的领先，而且日本长期被视为全球拥有最多百年企业的国家。
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设计——地铁标识、行李架、服务流程——背后体现的，是一种真正“以人为本”的产品哲学，以及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文化惯性。
但另一方面，这次更强烈的感受是：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日本似乎越来越少出现在全球创新浪潮的中心。它依然有技术、产业基础、人才储备，但这只是体现在上游、底层、零部件、工艺、系统稳定性上，而不是体现在让全世界眼前一亮的新终端产品、新平台型公司，或者大规模定义未来生活方式的新物种上。
这种“存在感的减弱”，并不是因为日本变弱了，而更像是它在一个新的竞争逻辑中，节奏变慢了。
今天决定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，已经不仅仅是
“能不能把东西做得更好”，而是你能不能更早洞察需求、定义产品、快速推向市场，在真实场景中高速迭代，反过来推动下一轮产品和技术进步。
在这一点上，日本的系统显得越来越吃力。
我记得之前去参访一家日本知名百年企业，了解到在这家和很多其他大企业中，一个重要决策往往需要10到15个高管签字，流程冗长，严重拖慢了市场反应速度。
也有给日本大企业做培训的朋友跟我说，很多员工的创新思考仍局限在“50米半径内”，并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缺少更大的想象空间、全球化视野和商业化野心。这些反映出来的组织逻辑都是尽量避免犯错，而不是鼓励突破。
这也与日本长期形成的“改良式创新”路径有关。日本企业擅长在既有基础上不断优化，把产品从90分打磨到95分，甚至追求100分。
丁佩原名唐美丽，1947年生于台湾，家庭背景显赫，外祖父是旧时代官员。她早年进入演艺圈，出演多部台湾和香港影片，以外貌吸引观众。1970年代初，她结识李小龙，两人关系密切，常被媒体关注。李小龙那时已婚，但两人交往频繁，外界多有传闻。丁佩的演艺生涯普通，主要靠配角维持。她在李小龙事件前已参与几部邵氏电影，但知名度有限。事件后，她的形象受损，职业发展停滞。她选择低调应对，避免过多公开回应。
翠亨村的贫苦少年孙眉，十七岁时攥着单薄的包袱踏上了檀香山的甲板。
工匠精神、长期主义、专注细分领域、对精度和质量近乎苛刻的要求，构成了日本很多产业的核心优势。
可问题在于，支撑百年企业的那套逻辑，本质上是稳定高于冒险，延续高于爆发，精进高于颠覆，风险控制高于规模扩张。
而今天的创新体系，恰恰越来越反着来：速度比完美更重要，颠覆比精进更重要，爆发比延续更重要，规模扩张比风险控制更重要，试错能力本身就是竞争力。
也正因此，日本的问题并不是做不好，而是等它把事情做得足够完美的时候，很多机会窗口已经过去了。
日本人对100分的执念，让他们在很多地方值得敬佩：干净、秩序、礼貌、可靠、注重用户体验、肯下慢功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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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时日本人太注重细节了，眼里往往只看到脚下的每一小步，却很难统观全局，把握不准大的方向和发展思路；每一样产品和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小的方面不断改善，却缺乏飞跃式的创新发展，阻止了改革的步伐。
对100分追求的另一面，是对变化天然谨慎，对“与众不同”本能保留，对风险高度敏感。
有日本政府的朋友提议把一个年会的小元素改一改，都会被质疑“为什么不能和以前一样”；也有从事房地产的朋友说，东京市中心曾有新楼尝试更鲜艳、更不同的外观，结果遭到舆论强烈反弹。
这些故事未必代表全部日本，但它们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倾向是一致的：在很多场景里，“变化”本身就是风险，“不同”本身就需要被解释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企业更习惯先推出一个60分的产品，通过市场反馈迅速迭代到80分、90分，甚至更高。中国未必总是把过程做得足够漂亮，但更强调先把方向抓住，先跑起来，再在竞争中被逼着迭代。
某种程度上，改革开放以来“摸着石头过河”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的逻辑，也塑造了这种文化：先从目标出发，再倒逼路径，而不是每一步都先想清楚再出发。
这样的逻辑当然会带来粗糙、内卷、短期主义，甚至会让一些企业只满足于60分；可从另一面看，它也更容易催生跨越式创新和新物种，大的变革。一个硬币总有正反两面，看似优点，走过头了也可能成为缺点；看似缺点，用对了也可能成为优点。
如果说企业层面解释的是“为什么慢”，那么社会层面回答的就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为什么今天的日本，缺乏足够强的向上冒险动力。
让我很震撼的一点，是日本某种程度上比中国更接近一种“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”状态——不是政治意义上的，而是运行逻辑上的。
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保护性较强，解雇员工比美国、中国更难；医疗、教育、养老体系较为完善；社会稳定且可预期，大多数人即便薪酬不算很高，也依然可以过一种相对体面、舒服、秩序井然的生活。多数日本人都挺安逸的，孩子成长环境相对轻松，但与此同时，也“没有要付出很大努力创造些什么的动力”。
这种感受并不只是印象。从收入与财富分布看，日本比中国、美国更均衡，基尼系数和财富集中度都比中美低。
制度层面，日本全国统一的基础保障确实较强。小学和初中公立学校学费免费，幼儿园多数地区也是免费；对高中，政府提供学费支持。
生育方面，每个孩子出生补贴约2万元人民币，生完后3岁以下每月6000多元，3岁到高中每月4000多元，第三个孩子及以后每月约13000元。
医疗体系也的确是日本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来源。日本实行全民医保，18岁以下很多地区公立医院接近免费；70岁以下多数人通常自付30%；75岁及以上多数老年人通常自付10%。
当一个社会已经能够让大多数人过上相对稳定、体面的生活时，个体去承担巨大风险、挑战不确定性的动力自然会下降。
日本今天给年轻人的主流路径，依旧是可预期的：大学毕业生起薪大致在1万元人民币/月，就业率约为98%。在这样一个体系里，先去大公司或稳定机构工作，显然比一毕业就冲出去创业更符合社会常识。
从国际舞台来看，这种差异也很直观。以全球科技创新的缩影CES为例，2025年有4100多家参展商，中国1200多家，韩国850多家，日本参展企业数量与其技术实力和经济体量相比，存在感并不强。
这也从独角兽数据上验证，截至2025年底，日本只有8家独角兽企业，远低于美国的724家和中国的158家。
这背后有意思的是，开始有一些中国创业公司把日本作为优先进入的市场。例如来自深圳科创学院的体系企业卧安，在深圳创立之初，就选择日本作为首发市场，100%在日本销售，目前约一半收入来自日本，一半来自欧美。
这背后的逻辑是，日本在一些新兴领域竞争相对温和，用户又足够成熟、愿意为体验买单，于是反而成为外来创业者更容易打开局面的市场。一个市场如果越来越适合外来创新者成长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，本土创新压力不够强。
当然，日本并不是没有创新过，更不是没有狼性。把时间轴拉长，战后重建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初，日本曾经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，曾实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。
那一代日本，是真正有饥饿感、上升欲望、国家目标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社会。换句话说，日本不是天生不创新，也不是文化上注定不能冒险，它只是后来在成功中建立起了一套极其稳定的系统，反过来制约了创新。
所以这次日本行，我最大的感受，不是简单地看衰日本，而是清楚地意识到：日本的问题，并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能力没有被持续转化成创新张力。它太擅长把事情做好，却越来越不愿意打破既有秩序；它太擅长让大多数人过上稳定体面的生活，却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少数人去冒险、去创造新世界的冲动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中日其实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中国拥有速度、规模、竞争和极强的试错能力，但也伴随着焦虑、内卷、粗糙和短期主义；日本拥有秩序、质量、稳定和长期主义，却也面临路径依赖、节奏缓慢和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。一个更像先做到60分，再在市场中迅速迭代；一个更像先追求100分，再愿意拿出来。两者都有其优势，也都有其代价。
真正值得思考的，并不是谁更优越，而是谁能在下一个时代补上自己的短板。中国是否能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，建立更可持续发展、更让个体有安全感的社会？
配资炒股日本是否能够在维持稳定与体面的同时，重新激发对变化的容忍、对失败的包容，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勇气？也许，这才是两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，面对的同一道题。
作者：于盈 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证券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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